一年一度的3·15转瞬即逝，消费者维权的脚步却停不下来。
　　直到昨天，消费者赵女士还在为一个邮包而心生感慨。这个邮包，在从杭州分拨中心到余杭的路上搁置了四五天，然后到了下沙的仓库里，又停留了六七天。最后，赵女士按图摸索上门找到仓库，为了拿回邮包，又发生了让人哭笑不得的“取件门”事件，又是给“补偿费”又是掏腰包买香烟才拿到邮包。
　　赵女士的艰辛维权路缘于快递公司星晨急便的一夜“陨落”。
　　这一公司的突然停业事件，把不少像赵女士这样的消费者抛入了无助境地：发送的货物石沉大海，售后服务无从兑现，投诉无门维权难……在自顾不暇的境况下，星晨急便似乎已无力安抚受伤的消费者。
　　早在这一步来临之前，星晨急便也曾多番挣扎和努力，不管是从与宅急送的“渊源”到与鑫飞鸿的“邂逅”，星晨急便最终“无力回天”。在这竞争激烈的物流市场中，要占得一席之地已实属不易。
　　一个没有渡过难关的公司，背后往往会有一群无望、无奈甚至有些悲愤的消费者。
　　“星晨之变”只是一个缩影，多元化的社会之下，企业的生死存亡、分裂合并大片时时都在上演。一家企业的发展和变化，直接或者间接地传递到消费者身上，并最终影响消费者。
　　尤其是快递、网购、团购、电视购物等各种新兴消费模式的出现，更让消费者措手不及。
　　本期18视点就要剖析一起“星晨之变”，从中寻找新兴消费模式中商家的新理念，同时也在摸索消费者在新领域中的维权新方式。发生在3·15之前的一起“企业变故”并没有烟消云散，我们需要思考的还有很多，这其中，自然也会有值得挖掘的商业机会。
　　三次寻访无果
　　一家公司停业逼倒一批消费者
　　3·15，投诉爆发。
　　在最近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，本报维权热线85188518里仅有关星晨急便的咨询、投诉就有近10起。
　　为了给这近10位读者一个最真实的答案，本报维权记者近日再次踏上了寻访星晨急便之路——第一步，早上8点，拨打了星晨急便浙江地区招商负责人(前)戴经理的电话，他在电话中说：“我人在老家，我们在杭州的所有网点都已关门，没有人了。现在是敏感期，公司里谁都不愿意回答你的问题……”戴经理不肯透露具体的地址，没有把话说完就挂了电话。
　　星晨急便的关门，事先其实是有征兆的。早在2月底，本报维权记者在接到有关星辰急便的第一起投诉时，就向客服人员询问公司地址，始终没有结果。此后，虽有其中一网点负责人提供了地址，但那儿只是滨江的一个普通小区，汇集了多家快递的仓库，其中并没有星晨急便的标牌。事隔两天，本报维权记者二度寻访，这位网点负责人又称公司已搬至下沙，且坚决不肯透露地址。
　　第三次寻访就在3·15这一天，天下大雨。消费者赵女士此前曾去星晨急便·鑫飞鸿的仓库取包裹，维权记者循迹而去，在靠近海宁的栋梁路87号终于找到了仓库，但已是人去楼空。而就是在这个地方，一周之前，还曾有星晨急便的员工跟赵女士讨价还价，要求她支付“安抚费”和香烟等好处后才同意提取邮包。眨眼，仓库空空，人影也没有。
　　这样的场景，一些美容卡、健身卡的消费者在遇到商家卷款走人的时候也曾发生过，新兴的预付式消费得不到保障的事件时有发生。面对商家一走了之的局面，一些消费者手头有数千甚至上万的消费卡还来不及用。即便有些健身机构在走人前将客户转至同行手中，但客户的消费权益往往也会受到影响。类似的投诉，一直不断。例如，2011年7月前后，三名消费者向消保委投诉，反映他们购买的健身中心的会员卡，因该健身中心停业，使他们不能继续持卡健身锻炼，也无法找到经营者办理退卡退款手续。工作人员对此进行了调查。经查，该健身中心近几年因会员连续减少，连年亏损，于2011年6月11日正式关停，但没有就关停事项公开告示，也没告知会员们如何办理退卡或转卡手续，700余名会员的会员卡何去何从亟待解决，最终工商部门介入，该公司办理退卡款117万元。
　　星晨急便的消费者也一样，他们因为投诉无门而感到无助、无奈。杭州的邢先生在去年12月底委托星晨急便速递公司寄送的快件，至今没有送到收货方手中，物流信息停滞，客服联系中断，投诉受理无果。在一次次刷新官网网页、拨打客服热线的尝试都成为徒劳后，邢先生终于心灰意冷。
　　这个仓库，作为星晨急便·鑫飞鸿的一个网点，应该也曾兴旺过。根据星晨急便在其官网上的介绍，公司拥有运转及分拨中心150多个，网点数量3800多个；员工28100名；机动车5000台、摩托车19000台；日处理业务量13万票，2011年全网营业额达7.5亿元。
　　有关星晨急便、鑫飞鸿、宅急送的分合传闻
　　曾一度燃起消费者的维权希望
　　几乎隐藏在郊区村落里的栋梁路，其实是很多知名物流公司的仓库驻点。打着中国邮政、韵达、申通等招牌的车子，在这条宽度仅五六米的泥泞道路上频繁往来，相互间时不时会“狭路<