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过流程分解，比亚迪的人手用极低的成本打败了松下、索尼和东芝等日系巨头的机器手。现在，王传福准备把他的电池模式在电动汽车领域克隆。
    一直到3月份，仍然有香港的基金经理打电话给比亚迪股份的董事长王传福，希望他撤销入主秦川汽车的决定，但这显然已无济于事，毕竟那段最焦灼的日子已经挺过来了。
    收购风波
    2003年1月24日，也就是王传福以2.54亿港元收购生产福莱尔微型轿车的西安秦川汽车77%股权的计划宣布的第二天，比亚迪开市就迎来了基金经理的“洗仓”，股价从18港元急跌至14.45港元。
    当时身处西安的王传福，上午连忙召开基金及分析员电话会议，下午又匆忙与传媒召开电话会议，解释此次收购的真实意图和实际意义，但是并没有阻挡股价的继续下跌。两天内，比亚迪的市值蒸发近27亿港元。
    尽管在比亚迪管理层的“解画”下，股价又辗反弹，但未能突破15港元的关口。
    而在此之前，比亚迪自2002年7月份在香港H股挂牌上市后，虽然股市一直接连阴雨，却较其发行价却有着40%的增长。
    因为在大多数基金投资者眼里，魅力无限地跨行业并购就是不务正业，他们更喜欢听“主业领先”多过“多元化战略”。过去比亚迪得到基金们信任和追捧的原因，是其在电池产业的领先地位和强大的竞争能力，并保持了高增长性。
    然而，36岁的王传福却把进军汽车业视作其拓展比亚迪版图的必经之路，也是最后一役。
    比亚迪用这样的官方解释来表明收购的协同效用：“提供更佳的经营平台，加快电动汽车电池的开发和生产进程，同时把握汽车行业的庞大市场潜力”。看来，在二次充电电池之外，比亚迪决意要做的就是电动汽车。
    在王传福看来，电动汽车的要害之处就在电池。而这恰好是比亚迪的优势所在。实际上未来3年仅依靠电池业，比亚迪保持较高的业绩增长将毫无问题，但问题在于如何保障10年后的增长。收购秦川汽车的行动就是为比亚迪5至10年后的盈利做准备。
    王传福表示，真正要把电动车作为大众化的产品应该在三五年以后，但香港的基金经理们过于“近视”，只能看到两三年内的事。
    王传福一向坚定，这件事情则更不会例外。
     2003年的8月11日，比亚迪和陕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定协议，正式宣布将在西安高新区投资建设比亚迪电动汽车生产线项目。项目总投资达20亿元，占地1500亩，全部建成后年产20万辆轿车。
    王传福显然已雄心勃勃地杀进汽车领域。不过，有一件事，王始终难以抵制它的诱惑——成为全球最大的充电电池生产商，他已经把登上王座的时间表定在了2006年。
    逼出来的电池王国
   王传福的创业经历让记者想起了戴尔创始人迈克尔·戴尔。
    17年前，年轻的戴尔决意要在PC领域杀出一片天地时，PC已成鸡肋，除了名牌优势的维持外，PC厂商很难找到新的增长点。若干年后，另辟蹊径的戴尔手持直销利器，将零部件成本的下降迅速应用到PC生产中，从而赶超了当时PC市场的霸主IBM、康柏。
    而在1993年，王传福辞去公职，靠从表哥借来的250万资金创办比亚迪的时候，充电电池市场全部是日本人的天下，三洋、东芝、松下等日系电池制造商占据着全球近90%的市场。王传福当然也不会拿“鸡蛋碰石头”，同样寻求了一条成本与品质的最佳结合点道路，王传福曾经说过，比亚迪绝不会为了1%的品质而加大100%成本，不过这样做的底线是比亚迪生产出来的产品必须是好的东西。
    1993年，王传福从一份国际电池行业动态中得知，日本宣布将不再生产镍镉电池，这将引发镍镉电池生产基地的国际大转移。他意识到这是中国电池企业的一个黄金机会，决定马上生产镍镉电池。
    但面对动辄上千万元的生产线，王传福只能望而兴叹。无奈之下，他干脆凭借技术自己动手做关键设备，然后把生产线分解成一个个可以人工完成的工序。而正是这种半自动化半人工化生产线所具备的成本优势，却成了他在日后商战中无往不利的“杀手锏”。
    比亚迪董事会秘书邓国瑞说：“那都是被逼出来的。”
    当时，王传福把自建的生产线分解成若干个人工完成的工序，以尽可能地代替机器，他利用了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这一大优势。这使比亚迪的产品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成本优势——比亚迪第一条生产线日产三四千个镍镉电池，只花了一百多万人民币，而同期日系厂商的生产线，投资至少要几千万。这使比亚迪当年一进入这个产业，就以40%的价格差猛烈冲击着日产电池的价格体系。
    现在比亚迪拥有1．6万员工的电池基地，一条日产10万<